1969年2月16日，北京，周恩来接见山西省参加冶金会议的代表，陈永贵也在场。会场上有人高喊：“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周恩来没有顺着口号往下说，而是当场补了一句：“学习大寨，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不能学习他的派性。” 这句话的分量，不在声音有多高，而在于它是在公开场合说出的。那时的大寨，已经不只是山西昔阳县的一个村庄，而是一面被反复宣传的旗帜。陈永贵则是这面旗帜最具象征性的人物，谁要是对他提出不同意见，往往就不只是谈工作那么简单。 周恩来并非第一次这样做。 1965年5月21日，他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列加到大寨参观。在虎头山上，周恩来看到了山地绿化方面的不足，指出这里没有树，应该向山西平顺县西沟大队学习。西沟大队由李顺达带领，同样是农业生产先进典型，却没有被大寨的光环完全遮住。 这类意见，在当时已经十分少见。大寨的经验被不断提炼、推广，逐渐形成了某种不可置疑的正确性。报道可以写成绩，却很少触及问题；表扬容易发表，批评则要承担现实风险。 1970年8月，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昔阳县召开前夕，纪登奎带着人民日报社记者来到大寨和昔阳了解情况。一次在大寨接待站的窑洞里，记者汇报报道思路，提到准备总结大寨经验。纪登奎听后说：“有些地方只学了形式，没有学到根子，你敢不敢把问题写出来？” 他随后点出了几种现象：只学大队核算，不按生产队核算；不记工分；取消家庭副业；取消自留地。 这些话，实际触及了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1961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印发《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六十条”，明确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劳动要记工分，同时允许经营家庭副业和自留地。 纪登奎所批评的，正是部分地区在学大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陈永贵就在现场。这个曾经敢于直言、敢于拍板的农民干部，却没有反驳，只是听着。 局面变化发生在中共十大之后。1973年8月，陈永贵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身份一变，许多原本还能提出意见的人，便不再开口。纪登奎后来与陈永贵关系密切，也很少再公开说那些让陈永贵不舒服的话。 新闻报道的变化更明显。1978年以前，关于大寨、昔阳和陈永贵的文章几乎清一色是赞扬。即便是只供中央领导参阅的内部材料，能够反映问题，也极少再出现涉及陈永贵的批评性内容。 并非所有人都没有看见问题，而是很多人明白，问题一旦写下去，便可能牵动地方关系，甚至被理解为对大寨这面旗帜的挑战。于是，事实被压低了声音，意见停在了纸面之外。 周恩来的批评，却没有停留在农业生产层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山西两派长期冲突，生产和社会秩序受到影响。陈永贵属于其中一派。1969年2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山西代表时，明确说陈永贵“在最近几个月陷入了派性”。中共九大以后，中央发布解决山西两派问题的“七二三布告”，陈永贵还被要求在太原的群众大会上作检讨。 这对陈永贵而言并不容易。他一向认为自己公正、正确，也坚称自己没有派性。周恩来的话却直接指出了问题所在，陈永贵即便不服，也无法公开顶回去。 1971年11月15日晚，周恩来同美国友人韩丁谈到大寨时，又提出了更深一层的看法。他说，大寨有缺点，“先公后私就不错了，哪有大公无私？”同时，他认为农村仍应保留自留地、自由市场以及小商小贩等形式。 这不是否定大寨的劳动成绩，而是反对把一种经验推到极端。农业生产有自身规律，农民也有家庭生活需求，口号不能代替实际利益。周恩来的判断，始终带着一种务实的分寸感。 1973年4月，山西省共青团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陈永贵认为谢振华是“反大寨”的，便不让大寨团支部派代表参会。4月23日，周恩来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访问大寨，谢振华借机汇报此事。 周恩里随即找陈永贵谈话。客人离开后，陈永贵亲自带着团支部书记赶去参加省团代会。昔阳当地后来流传的说法，却把受批评的人说成了谢振华，事实被完全颠倒。 这类传闻并不偶然。陈永贵在大寨和昔阳拥有极高权威，外界声音很难传入，当地人也很难听到不利于他的意见。有人甚至说，1969年中央派专机接陈永贵进京，是因为中央格外重视他。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二级专机”。 权力越高，陈永贵的生活反而越不自由。担任副总理后，他住进钓鱼台，出入受到严格保护，昔阳来的熟人也未必能够随时见到他。秘书宋莎荫曾与一名警卫交谈，对方连他几点进门、几点进入陈永贵房间都记得清清楚楚。宋莎荫后来觉得这里处处受限，便搬了出去。 陈永贵不习惯这种生活。他不会长时间读文件，也不愿整天待在房间里，想去王府井东安市场走走，保卫部门却认为难以确保安全。过去他以劳动模范身份走村串户，如今成了国家领导人，地方干部和警卫人员反而把他严密围住。 他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了解情况。毛泽东批准了这一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