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道两米七五的墙，和一个被喊出来的“宝” 1995年1月25日，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了一个人死刑。从案发到判决，二十一天。 二十一天里，大名县公安局的局长王振芳，邯郸市公安局的局长关治瀛，河北省公安厅的两个处长，还有三十多个干警，几乎没有合眼。他们面对的不是一桩需要层层推理的悬案——凶手翻墙进来，杀了两个人，翻墙走了，墙上留着一道带血的手套印。他们面对的是另一道更难翻的墙：受害者李某朝是大名酒厂的厂长，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三级人大代表，县委委员，县里挂在嘴边的“优秀企业家”。 一个这样的人死在自己卧室地上，胸腹部被扎了二十二刀。他妻子凌某芹倒在旁边，十二刀。两个人的伤口几乎都落在要命的地方。下刀的人没有犹豫，一刀接一刀，像是要把某种东西从身体里挤出去。 大名这个地名，唐宋时候叫大名府。但1995年1月4日夜里之后，县城里记住的不是那个旧称，是酒厂家属院里一个八岁孩子背上挨的两刀，和他在黑暗中喊出的那一句“爸爸在跟坏人打斗时喊对方‘宝’”。 “宝”是谁？ 要理解这桩案子为什么让整个大名县的权力机器在几个小时之内全部启动，得先知道李某朝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大名酒厂不是一家普通的县办企业。它的前身是1946年由三家私人酿酒作坊合并成立的国营大名县酒厂。到1994年，它已经改名为河北大名滴溜酒厂，身份是“国家中二型企业”。这个级别意味着它在计划与市场的夹缝里已经被认定为有分量的一极。它的产品在八九十年代拿过“第四届中国新技术新产品博览会金奖”“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振兴河北经济奖”，大大小小三十多个。 在1995年的大名县，一家这样的厂子意味着什么，不需要太多想象。它是一张税票，是一批就业岗位，是县财政账本上一行不能忽略的数字。李某朝坐在厂长位置上，手里握着的不只是酿酒的生产计划，还有招工的名额、工种的分配、车间里谁去谁留的分量。 他的妻子凌某芹在县电力局上班。电力局在那个年代是普通人挤破头想进的部门。这对夫妻，一个管着县里最拿得出手的企业，一个端着最稳当的铁饭碗，在县城的社会结构里，他们不是“日子过得不错”的那一层，他们是那层之上的人。 而李文献站在另一头。 二十五岁，退伍军人，大名酒厂二分厂制曲车间的工人。1992年7月，他因为偷厂里的铜锅被逮捕，两个月后免于起诉，放了出来。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一些东西：一个偷了厂里东西的人，没有被追究到底，回到了车间，继续干活。他有前科，但没有被彻底推出去。 他在制曲车间干活。制曲是酿酒里最苦的环节之一，又累，油水又少。他觉得自己跟李某朝是远亲，这个亲戚应该拉他一把，把他调到一个不那么磨人的工种上去。他去找李某朝提过，不止一次。每一次都被挡了回来。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李文献要的不是钱，不是一笔可以揣进口袋的好处。他要的是一个位置的移动——从一个被固定在底部的工种，挪到一个稍微能喘口气的地方。在1995年的国营企业里，工种不只是一份活计，它是一层身份。制曲车间的工人和科室里坐办公室的人，拿的可能是同一份工资条上的数字，但过的不是同一种日子。调工种这个动作，在车间政治里的分量，比今天的人想象的要重得多。 李某朝挡住的，恰恰是这扇门。 从1992年被放出来，到1995年1月4日夜里翻进那道墙，中间隔了两年多。怨气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它是在每一次“不行”里攒起来的，是在制曲车间的热气里发酵的，是在看着那个远亲坐在厂长位置上不为所动的时候，一点一点变硬的。 1月4日晚上九点，李文献揣着一把刀刃长十五厘米的单刃尖刀出了门。 他翻进了李某朝家的院子。院墙高两米七五。他没有直接往屋里去，而是顺着墙爬上了房顶，趴在那里等。腊月的瓦片冰得透骨。底下屋里的灯亮着，后来灭了。十点左右，他从房顶上跳下来，推门进了卧室。 床上的人睡着了。他举起刀往下扎。 李某朝和凌某芹被扎醒，反抗了。卧室里挪了位的桌椅、扯到地上的被褥，就是那几分钟里留下的全部痕迹。但刀尖已经穿进了要害，血在往胸腔和腹腔里灌，力气散得比恐惧快。两个人先后倒在地上。八岁的李某丁背上挨了两刀，没有死。 李文献翻墙走了。院墙上留下一道血手套印，印子旁边的墙皮上粘着几根黑色尼龙纤维，带血。 最先赶到的是邻居。半夜里听见孩子的哭喊，有人披上衣服出来，推开门，看见了地上的血。接下来是一阵慌乱的抢救：有人抱孩子，有人跑出去喊人，有人蹲下去探地上那两口子还有没有气。等民警赶到，屋里已经进进出出好几拨人。地上踩满了脚印，该留下的东西被搅得七零八落。 这些慌乱救回了一条命，也几乎毁掉了现场。 技术员蹲在地上一寸一寸地看。他们把当夜进过现场的每一个人的鞋底都取下来，一双一双比对，干了一天一夜。比对的结果出来：有一种鞋印，不属于家属院里任何一个进过屋的人。加上那道血手套印和黑色尼龙纤维，现场能给出的提示就这么多：一个人，翻墙进来，戴黑手套，穿雪地鞋，杀完人，
